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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江西十位历史文化名人(二)

2022-04-26来源:“江西风景独好”微信公众号编辑:徐志玲作者:朱虹、曹雯芹、黄春、风间、刘晓毅、潘赓

  1.心学之父陆九渊

  2.国画泰斗八大山人

  3.科学巨匠宋应星

  4.文章大家曾巩

  5.状元宰相费宏

  6.杰出音乐家姜夔

  7.军事理论家揭暄

  8.江右名士蒋士铨

  9.画界大师傅抱石

  10.书写传奇舒同图片

  心学之父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讲学于象山书院,人称“象山先生”,被国家认定是对中华文明做出突出贡献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

  陆九渊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心学”,成为宋明两代“心学”的一代宗师,他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哲学观,不仅影响中国,更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和同时代的理学宗师朱熹,如同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成为南宋思想星空上最为耀眼的并世双星。

  陆九渊一生有三个高光时刻。

  进京面圣。1184年,即淳熙十一年,陆九渊迎来了可以亲自面见孝宗奏对的机会。对于饱读诗书的书生而言,这意味着仕途的起飞、命运的转折,这是多么重大的人生机遇啊!但是在这一场奏对中,陆九渊没有将个人仕途摆在第一位,而是将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置于其上。他一口气写出五篇奏札,坦陈自己的政见,当面批评孝宗和朝廷用人不专,多所猜忌,粉饰太平,不能收复失地等等,进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要孝宗和朝廷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并劝告孝宗应早定志向,循序渐进,取得国家大治、民族大兴、失地恢复的局面。这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啊!宋孝宗不但被他屡次追问得无言以答,更为他展现出的大义和风骨而赞叹。

  鹅湖之辩。1175年,即南宋淳熙二年,两位思想巨人,陆九渊和朱熹走进了今天的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寺。在这个质朴的寺院里,他们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哲学辩论,这是中国书院为明辨真理而进行的一次激烈交锋,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鹅湖寺也因此而远近闻名。鹅湖之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为学之方”,包括治学、讲学和道德修养三重工夫。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将“仁义之理”看作是人的本性,其方法重在“发明本心”,主张“尊德性”,提出“易简工夫”。而朱熹则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其方法重“格物穷理”,主张“道问学”,提倡先泛观博览而后约取的读书方法,提出“格物致知”。鹅湖之辩后,两人的思想观点并没有互相走近,尽管在思想上仍有分歧,但两人在感情上却惺惺相惜。

  白鹿洞讲学。鹅湖之辩5年后,南宋淳熙七年,身为白鹿洞洞主的朱熹,向陆九渊发出了热情的邀请,邀请他来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前往。为了准备这次演讲,陆九渊秉烛疾书,彻夜不眠。二月十日,白鹿洞书院座无虚席,各县的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在朱熹的亲自陪同下,陆九渊登上讲堂,开始了他那最为经典、最震撼人心的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义利之辨”,鲜明提出,读书人,到底是为何而读书,为何而科举?他同时自问自答指出,读书人科举者,首要“立志”。立什么志?要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只有这样,才不会以科场得失为目标,才能去名利之念,不落流俗,只有这样才能走“正道”、扬“正气”、得“正学”。这次演讲陆九渊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此时正是二月早春,而坐在一旁的朱熹听得激动得连连挥动纸扇。事后,朱熹请陆象山将讲稿写成《白鹿洞书堂讲义》,作为学子必修的功课,并亲自作序,还将讲义刻在了一块石碑以资纪念。

  终其一生,陆九渊不畏权贵,不畏权威,不走寻常路,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精神和独特的思想,同时,他还一生致力于传道授业,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更多的年轻学子。他的思想在历史上几经沉浮,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300多年后,明朝的王阳明接过他的衣钵,将“心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直到今天依然传承给中国人丰厚的精神养分。600多年后,在西方,陆九渊也遇到了另一位知音,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也同样发出这样的呐喊:“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准则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仅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在思想的王国里,陆九渊始终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桂冠,他将永远闪耀在人类历史的灿烂星河当中。(朱虹 曹雯芹)

  国画泰斗八大山人

  朱耷(1626年-1705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九世孙,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朱耷以苦难为灵魂,以自然为寄托,用墨极简,呈现出个体生命的强悍与独特,将中国写意绘画手法推向巅峰,成为“江西画派”的开创者,是17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写意国画大师。2010年,八大山人的《竹石鸳鸯》立轴在杭州拍卖拍出了1.19亿元;《岁寒三友》手卷在北京拍出了1.68亿元。在世界,他画作代表的东方审美和民族性格更是释放出耀眼的艺术光芒。1985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八大山人为中国十大文化艺术名人之一,并以太空星座命名。

  苦难为魂成不朽。痛苦能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将痛苦毁灭。对于朱耷来说,苦难如同命运的残酷鞭打,抽得他遍体鳞伤,然而,在伤痕处,却长出了艺术的翅膀,带来精神的飞翔。朱耷出生于皇亲贵胄之家,其父祖皆是画家,他从小异常聪慧,更有书画之天赋,8岁作诗,11岁画青山绿水,并能悬腕写米体小楷。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王朝覆灭。一转眼,国亡、族灭、家破,18岁的朱耷,如同一叶飘零的孤舟,在沉沉暗夜里驶入了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逃亡路上,妻儿离世,他本人“羸羸然若丧家之犬”。生命该何所去?生命又该何所寄?他将生命远离尘世,在天地的夹缝里苟活。22岁,在江西省奉新县耕香院,朱耷削发为僧,开始了为僧为道的漫长人生,"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清康熙初年,朱耷来到南昌市青云谱道院隐居。62岁时,他离开青云谱,在南昌抚河桥附近修筑“寝歌草堂”,进行艺术创作,直到八十岁病逝。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家国之变、身世之苦、现实之困,成为了朱耷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他蘸一笔苦难之墨,再蘸一笔沧桑之泪,一笔一画,那用生命描绘的花、鸟、石、鱼跃然纸上。那不是茶余饭后的妙思,不是闲情雅致的表达,不是现实生活的描画,那是血、是泪,是不朽!那是中国绘画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横空出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艺术高峰!

  艺术啼血显精神。艺术的生命在于独特和气质。朱耷不需要将作品逢迎于世,讨好众人,他更不需要以作品铺路,求得功名利禄。他从不为当朝权贵画一笔一墨,而农民贫士却容易得到他的作品。他的艺术追求简单到极致。生命需要画笔来倾诉、燃烧!他的哪幅画,不是在彰显个性,表达自我?你看,那孤鸟、丑鱼,那残山、枯叶,那顽石、那怪鸟,那描绘出的是不可言说的死寂、倔强、孤寒、决绝、悲愤、忧思,那是灵魂的无数次表白,那是生命的千百种姿态。这天地,这世事,这人心,一切都已看透,一切都已看开,一切都已满不在乎,这是痛彻心扉之后的大知大觉,大彻大悟。这样的孤峻之美、脱俗之美,美到直指人心,让人心中为之一寒。他似乎在拷问:这样的境界,你有吗?这样的孤独,你享受得了吗?这样的智慧,你到达过吗?60岁之后,他开始在书画作品中署名“八大山人”。这四字写成连笔像极了“哭之”“笑之”。在艺术的道路上,朱耷已进入无人之境,他以苦难为钥,无意中叩开了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

  一代画风烁古今。时代怠慢了他,但历史却将他视为宠儿。他一生潦倒、困窘,时人并不懂得朱耷。他绘画的价值,也没多少人能理解。然而,朱耷身后,却圈粉无数。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题八大山人的画时称赞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这是发自内心的由衷赞叹!192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评价:“八大,笔简而劲,无犷悍之气……各树特帜卓然为后世法,为清代大写派之泰斗。”齐白石更是直接表达了对他的仰慕:“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从“扬州八怪”到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无一不深受朱耷画风的影响。

  艺术塑造不朽,苦难铸就辉煌!艺术的真谛是什么?艺术是以自然为素材,强烈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气质、情操与个性。朱耷超越苦难、超越现实,在艺术的世界里,汪洋恣肆、特立独行。他的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塑造了高贵而倔强的灵魂!他的笔墨极简主义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他独特的艺术形象让人感受到平静之下强烈的生命张力!这样一种鲜明的艺术风格和个性,使他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前无古人的超越。(朱虹 曹雯芹)

  科学巨匠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1666年),字长庚,江西南昌府奉新县(今江西宜春市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代表性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屡试屡败,放弃功名。宋应星自幼聪明,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后考入奉新县县学为庠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9岁的宋应星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了举人,列全省第三名。虽然乡试的成功使宋应星备受鼓舞,但在接下来的五次会试中都名落孙山,从此彻底断绝了考取功名的念头。第五次会试时,宋应星已45岁,宝贵的青壮年时间,就这样消磨在科举上面。

  虽然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但这五次水陆兼程的万里跋涉,却也向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沿途经过了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省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在旅途中,他有机会在田间、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把各地的生产技术记录下来,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为后来写作《天工开物》等书做了准备。

  潜心研学,创新杰作。宋应星自小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学兴趣浓厚,15岁那年,听说《梦溪笔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科学著作,于是很想找来读一读。他来到镇上的文宝斋书铺询问,店老板却告诉他,现在人们都读四书五经,为的是考取功名,科学方面的书即使进了货也没人买。宋应星只好懊丧地离开了文宝斋。在路上,他碰到一个卖米粿的老汉,从老汉那里得到了用于包米粿的残本《梦溪笔谈》,老汉告诉他这书是向南村纸浆店老板讨来的。宋应星又一路跑着赶到纸浆店,可那后半部书已经泡入水池,正准备打成纸浆。宋应星向老板苦苦祈求希望倾其所有购买这本书。老板被他这种求学的精神深深感动,赶忙让工匠把那半部书捞了上来,交给了宋应星。

  在科举这条路走不通,宋应星便把自己的兴趣和时间都用在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和技术上。他还大量翻阅前人留下的史书典籍,并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的所见所闻对典籍上的内容加以甄别。崇祯八年(1635年),宋应星任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今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教授生员。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4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授课后的余闲时间较多,同时又能接触到一些图书资料,为他从事写作提供了条件。宋应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根据以前的调查所得,再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从事着极其紧张的著述工作,历时四年著述完成了他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

  皇皇巨著,彪炳全球。《天工开物》初刊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共三卷十八篇。《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写着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黄、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一些重要论述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等。

  从17世纪开始,《天工开物》先后传入日本、朝鲜国和一些欧美国家,轰动一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年―1882年)称之为“权威著作”。日本科学史家三枝博音认为,《天工开物》不只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的一部代表性技术书,其包罗技术门类之广是欧洲技术书无法比拟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之为“中国的狄德罗”,赞扬《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

  2021年3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聚焦中国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致敬“古有《天工开物》,今人继往开来”的科学精神。节目中,相隔300余年的袁隆平与宋应星透过一粒种子,用跨越时空的一次“握手”,让观众看到中国古代的伟大创造与杂交水稻有机联系。

  宋应星是一个有骨气的仁人志士。明亡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不出仕,在贫困中度过晚年,享年80岁。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宋应星的家乡奉新县建有宋应星公园和宋应星纪念馆。宋应星在人类历史上对自然科学、技术乃至哲学思想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断激励着后人在科技研究突破上做出新的贡献。(朱虹 黄春)

  文章大家曾巩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这样评价他:“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和他交往一生的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这样评价他:“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这样评价他:“公之文高矣,自孟、韩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近代文化大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这样评价他:“比苏洵、苏辙好,七绝有王安石的风致。”

  文章超众,自成一家。曾巩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文章,散文、诗歌、公文,都有自己的鲜明风格,尤其是他的散文,独树一帜。作为文坛宗师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一生追随着老师,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文章要有用于当世。曾巩也身体力行着他的道德理想,他的文章,平实、质朴、含蓄、典雅。他的公文水平也极高,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写得极其端正规范、严谨务实,直接成为后世官方文件的范文样式。明清考试的八股文就来源于曾巩。曾巩一直视自己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在为人、治学、从政方面,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儒家的抱负和理想,他的一生,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一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曾巩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幼年时期,就显示出他的天资,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却充满坎坷和艰辛。少年时,他痛失爱父,家境衰败,只能辍学回家种田,侍奉继母,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维持生计,照顾家人,教导幼小,更时刻不忘发愤读书,直到32岁才娶妻。在《读书》一诗中,曾巩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艰辛岁月:“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命运之神一次次考验他,科举考试,他数次落榜,可是他丝毫没有气馁。直到38岁那年,命运终于垂青于他,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终于进士及第,并和他弟弟、妹夫们留下“曾家一门同榜六进士”的佳话。

  治学严谨,文风质朴。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经欧阳修举荐,曾巩赴京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编校工作。在这坐冷板凳,埋首于故纸堆的10年里,曾巩显示出了他的严谨和坚守。据史料记载,曾巩在这期间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多达数十种。他将《李白诗集》从770余首增加到千首,《战国策》从22篇增加到33篇,对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代表作则有《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等。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

  勤政爱民,政绩斐然。曾巩任地方官员长达12年,他从来没有当过大官,没能像苏辙、王安石登上政治的大舞台,但是在他为官的小天地里兢兢业业,不把做大官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是踏踏实实为百姓谋福祉。百姓的苦难时刻记在心间。在任越州通判期间,遇上当地大饥荒,他领导官府赈灾,下令让富户平价出售粮食,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在知福州时,他鲜明提出,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抢了当地菜农的生意时,他立刻取消了朝廷拨给的“职田”,保障了菜农的利益。在齐州(济南),他扫黑打恶,维护当地良好社会秩序;修建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大明湖,让北方的济南山清水碧。在洪州(南昌),面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访百姓、查疫情、集百官、腾官舍、发救济、严隔离,给处于疫情之中的百姓以最及时、最有力的帮助,体现了他高超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最终战胜了疫情,保护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曾巩的身上始终洋溢着谦谦君子之风,令后世尊敬。他活得很纯粹,为人子,他尽孝尽心,在父亲去世之后,勇敢地挑起了家族生存的重担。当官员,他干得很纯粹,从不追名逐利,而是心系百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安守本分,坚守初心。为学者,他同样很纯粹。他是文章大家,一代文豪,天下多少人仰慕于他,争先希望结交于他。可是,他可以坐得板凳十年冷,静下一颗心、守着油灯古籍,在历史的海洋里驰骋,在文学的世界里纵横。人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活着才有意义?怎样才能活成一位真正的君子?曾巩,用他的一生,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朱虹 曹雯芹)

  状元宰相费宏

  费宏(1468年—1535年),字子充,号健斋、鹅湖,晚年自号湖东野老,江西铅山县人。费宏从小天赋异禀,3岁童子试为文元,16岁江西解元,19岁中状元、授翰林修撰,41岁入阁,56岁担任内阁首辅,68岁时无疾而终。

  天纵之才,少年得志。大明成化二十三年春(1487年),细微的东风依旧挟带着一丝料峭的寒意,一群衣着参差不齐的人们挤在一起,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鲜红的纸张,在墨笔写就的一个个人名上一寸寸划过,随后透露出狂喜或失望。在放肆地大笑声与失望的啜泣声中,一位晚到的年轻人站在人群外面,瞟了一眼榜单,随后淡然离去。人群中有人瞥到了他的背影,随后震惊地指着他远去的方向,喊出了他的名字。听见了他名字的人无论悲伤或是悲哀,都无一例外地顿了一下,随后扭头看向榜单的最上方,那个高处不胜寒的名字。费宏,以仅仅十九岁的年纪拿下了那一年的状元,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费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初次见面,他就向世人宣告了何为天才。

  这个世界上似乎真的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用悬梁刺股就能写出天下名篇,不用苦练不辍就能谱出千古名曲。而费宏,很明显是这类人中的一分子。在他拿下状元的同一年,紫禁城里的桂花都还没来得及飘香,费宏就又加入了成化年的史料修订组,在他横溢而泻的才华之下,其他人根本就追不上他的遣词造句,只有另外一位天才杨廷和可以与他顺畅的交流,一如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的绝唱。最终,在编写史料的小房间里,只剩费宏与杨廷和二人坐在案前,挥笔不辍。其他人站在一旁,在给他们端茶倒水之余看一眼他笔下流淌的隽永才思,随后长叹一声低着头返回水壶前,挑起水桶摇摇晃晃的走出门去打下一趟水,并在打水时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恨不得此刻能倒映出费宏的脸。这样的天纵之才,升官速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同僚们冥思苦想而不得解决之道时,他早已拟好了奏疏。在飞舞的墨迹之下,他先是执掌廷试,随后调左春坊左赞善,三年后又迁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在明孝宗死后,再掌史笔,最终官至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在区区不惑之年成为了朝堂正三品大员,天子之师,名动天下。

  时运不济,治世难宏。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这是一位喜欢折腾的皇帝。他即位不到一年,就大肆任用身边的亲信,刚刚有点起色的王朝又一次遭到了重创。高居在龙椅上的,已经不是那个面色疲惫,一心为国的君主了。而是另一个游手好闲,怠于政务的皇帝。位极人臣的光荣也不再是通过傲人的政绩获得,而是通过讨好皇帝来攫取。以费宏的智商,他明确地知道他所面对的形势,内阁众人尚且只能在暗地里努力,他区区一个礼部侍郎,是不应该公开反抗的。但他依然这么做了,在八虎为非作歹的那三年里,他每天都坚持上书,以图拨冗反正,恢复朝堂上的清明。这绝不是大多数人眼中聪明之举,却是真正正确的举动。我们国家总是有这样的人,固执的牺牲着自己而坚守着真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挺过五胡乱华、挺过嘉定三屠、取得抗战胜利,让炎黄的长风飘荡五千年而经久不息。他们在一些同事的眼中并非惊艳,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伟大。

  “愚蠢”的费宏在八虎倒台之后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内阁,与李东阳、杨廷和、梁储一同梳理朝政,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在那些君王享乐弄臣肆意的年月里,文渊阁里长明不灭的灯火,保障着皇朝的存续。

  堂堂君子,无奈小人。守原则的君子往往很难战胜没有底线的小人。永乐年间埋下的隐患终于还是引爆了,宁王朱宸濠以重金收买朝中重臣,企图增加护卫、训练私兵,再走一遍夺权之路。作为内阁成员的费宏自然也收到了宁王的“好意”,门前用马车拉来的金银珠玉,流光溢彩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沉默地站在了门口,看着堆笑的下人,远处厚重的钟鸣纷飞而来。费宏静静地听完了这悠远的钟声,长出一气,随后转身回府,将那珠光宝气以自己的底线隔断。

  费宏为了他自己的原则四处奔走,试图按下宁王叛乱的可能。但大明天下,终究没有那么多光明。媚上取荣的江彬钱宁自不必说,就连饱读诗书的庙堂之臣也欣然接下了宁王的钱财。让他感到最大的失望还是首辅杨廷和的沉默。费宏愤怒地盯着这位多年好友躲闪的眼神,曾经发誓要共济天下,心唯苍生的同志,最终只剩下了费宏一人。正德五年,费宏被迫致仕回乡,朝中好友无一人帮他发声。

  费宏这一去,就是十年。岁月无情地爬上了他的脸颊,身形也不再挺拔刚劲,但他的心中,报国豪情却无半点消散,正德十六年,距离宁王被捕两年,嘉靖皇帝即位仅仅十天,费宏因平定宁王之乱有功,再次被召还内阁,担任了内阁首辅。他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展拳脚,但无奈于嘉靖对张璁和桂萼的偏袒,只能再次致仕回家。张璁进入了内阁,明朝就此开始了党争时代,虽然费宏在八年后又一次回朝为官,但无奈已是年老体衰,难以阻止国势的下滑。

  经世伟才,大道清辉。嘉靖十四年(1535年),费宏离开了这个他牵挂一生的国家,纵有超世之才,但无奈时运不济,最终还是消珥于茫茫书海,难为世人所知。但我认为这样一个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二落三起的政治家,屡受谗言而不馁,饱尝冷暖而不怠,还是应当被大家铭记的。正如张廷玉所言,起家文学,致位宰相。宏却钱宁,拒宸濠,忤张桂,再踬再起,终亦无损清誉。在满是利欲的朝堂上,也仍会有大道的清辉。(朱虹 风间)

  杰出音乐家姜夔

  姜夔(1155年-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县人,南宋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姜夔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著有《白石道人诗集》《续书谱》等流传千古的佳作;在音乐艺术上别具一格,编写了《大乐议》《琴瑟考古图》等内涵丰富的著作,为中国文学史与艺术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影响深远。

  少年孤贫,命运多舛。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姜夔出生于一个家境衰落的官宦之家,年少的姜夔随着父亲四处奔波直至父亲去世。成年后,其返回家乡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在古代,考中进士是步入仕途的通行证,而姜夔却久久不能通过第一道关卡。科举无果,姜夔开始心灰意冷,四处漂泊,置身追寻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家道中落的姜夔转徙江湖,五月披裘,过着贫穷清高的生活但从不慕名利,纵使贫困缠身也不贪图小恩小惠,进而终身未仕。晚年的姜夔命运十分悲惨,仅存的屋舍发生火灾,损失惨重。无依无靠且衣食不周,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在好友的捐资下才有了一块墓地埋葬,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学识渊博,清空骚雅。姜夔好学无所不通,堪称文学全才。幼时父亲的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为姜夔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底蕴,而成年后的丰富跌宕风流情感经历,成为了姜夔作词的灵感与源泉。在宋代,姜夔与辛弃疾齐名,被后人称为“词中老杜”,其发展了南宋江湖词派,推动了传统婉约词的创新与变动,建立了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赋予了诗词清雅脱俗的韵味与清劲瘦硬的格调,既秉承着江西诗派的风格,又不失婉约温柔,实在是清空骚雅,文气回荡,读起来让人赞不绝口。《疏影·苔枝缀玉》中“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这几句词语境悲凉而空灵雅致,虚实变化十分恰当。当姜夔爱慕的女子要离开他,不舍与追忆便化成了一行行绝美的华章诗篇,散落在风中,情柔绵绵,略带忧伤,“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词源》中这样评价姜夔作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著名词人黄升非常欣赏姜夔,称之:“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姜夔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道光,他的作品文学艺术价值极高,值得品读研究。

  创新音乐,传承经典。姜夔多才多艺,精通音律,具有极高音律上的悟性和高超驾驭音乐的才能。作为格律派的代表,其音乐创作可谓是宋朝艺术的一代巅峰。他所著的《白石道人歌曲》是古代词曲谱集,婉约悠长,意境清空,具有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气息,这是音乐艺术史上的稀世珍宝,也奠定了姜夔在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姜夔创作的自度曲突破了古曲对音乐形式的限制,关注音律和节奏的连贯性,寻求艺术美感。“君不见年年汾水上兮,惟秋雁飞去”,曲调凄凉忧郁,这是独属于姜夔的琴歌。他通过改造唐宋乐谱,提高了乐理的趣味和雅兴,增强了艺术的档次品味,丰富了音乐的文化情感,为研究雅乐歌曲提供了珍贵的范例和借鉴,是现代人认识宋代雅乐歌曲和古音雅调的重要桥梁。他对传承文化遗产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唐玄宗创作、杨贵妃演出的《霓裳羽衣曲》是中国音乐舞蹈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战乱多年失传。姜夔经常年研究,发现了此曲十八段并保存在他所编写的书中,使之得到永久流传。

  诗传侯王家,翰墨到省寺。历史成就了清雅词人姜夔,姜夔也成就了属于他的历史。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浪漫至死仿佛就是他的格言。姜夔一生与诗词为伴,与音乐共舞,也曾爱过一座桥,也曾留念一座城,活得洒脱而雅致。《论词随笔》中有一句话这样说: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着色相之谓。这句话形容姜夔的创作和他的一生可谓恰到好处!(朱虹 潘赓)

  军事理论家揭暄

  揭暄(1613年—1695年),字子宣,号韦纶,一号纬纷,别名半斋,江西广昌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世人尊称揭子。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前半生,马上杀敌为国家出生入死,后半生,著书立说在纸上叱咤风云。在学术的道路上,他成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神级人物,他的学术成就,横跨军事、天文、物理、数学、哲学等诸多领域,每一部作品,都是学术界的高峰。他的代表作《揭子兵法》成为中国军事思想承上启下之作,《中国思想宝库·论军事》收入的名句数量:孙子最多,揭暄紧随其后,吴子居第三。他是中国古代出类拔萃的天文数学家,中国清代44位科学家,揭暄名列第19位。著名天文数学家方以智、方中通称誉揭暄是“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

  揭暄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明末清初,在他的成长时期,博学多闻的父亲揭衷熙给予了他最好的教育,他从小就浸润在一个满是书香的家庭环境中。在这样的熏陶下,揭暄少年天才,他“少有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天文数学、军事科技,他样样涉猎,且留心世事,“独好深湛之思”,时人以“才品兼优,德学并茂”称之。

  在揭暄而立之年,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走向了最后的时光,大战燃烧不止,百姓遭遇到深重的灾难。面对民族的苦难,人民的苦痛,揭暄和父亲一道“举义兵,图复兴”,想以一己之力来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尽管他们在战争当中赢得了赫赫名声,可无可奈何的是,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最终南明皇帝在福州战败被俘。揭暄心灰意冷,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从此在学术的天地里实现着另一番人生抱负。也许,朝廷少了一位征战四方的将军,然而,中华文明史上却多了一位思想深邃的学术大家。

  他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揭暄拥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形成十分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在军事战略上,他的《揭子兵经》分别以100个字作标题,每字一篇,论述了100条治军用兵的军事原则,共约1万余字,充满着辩证观、唯物观。在军事战术上,他的《揭子战书》详细阐述了650余个战法,体现了揭子高超的军事谋略、精湛的军事实践和渊博的军事百科知识。另外,他还著有详细描述阵法阵图和兵器制造类的兵书《揭子兵略》。这使得他成为中国古代军事著述最为完备、最为系统的第一人。

  他的科学思想超前先进。揭暄在一生当中,表现出了对于自然科学的热爱与追求。他积极探索宇宙之奧秘,白天运筹推演计算,晚上观察无穷星空,整个心思都在天地宇宙之间畅游。经过五十多年的拼搏, 1684年,他的《璇玑遗述》巨著问世。书刚出版,便引起巨大轰动,“争传者几履满户外矣”。当时深受康熙器重的著名天文数学家梅文把他与汤若望、穆尼阁、王锡阐一起并列为当时四大天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数学和地理等领域,揭暄也有很深的造诣,直到今天,日本《数学大辞典》还载有揭暄的条目。这些自然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他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蕴含丰富。揭暄还著有一部哲学专著《揭子性书》。在这部专著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本书博采儒佛道各家学说之长,由外及内,从宇宙到人心,严谨缜密,系统新奇,充分揭示了他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成为揭子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说揭暄是一位巨星,不如说他是一位孤星,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时局动荡的王朝更替时期,他亲眼见到国家将亡,华夏文明一度奄奄一息。他空有绝世的才华,却报国无门,济世不能,只能在暗夜里孤独地发着光,厚厚的云层遮住了他的光芒,他的声名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至近代,世人才蓦然发现,中华民族曾降临过这样一位天才式的伟大人物。而与揭暄同时代的牛顿是幸运的,牛顿比揭暄小整整30岁,在英国和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迫切需要自然科学的突破以征服自然的时候,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帮助人类彻底走出了对自然的恐惧和蒙昧。牛顿在世时,牛顿就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去世之后,被安葬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厅的正中央。而同样的天才式人物,揭暄的命运则要坎坷许多。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这将是属于揭暄们的真正春天。(朱虹 曹雯芹)

  江右名士蒋士铨

  蒋士铨(1725年—1785年),字心馀、号藏园,江西铅山人。清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九岁学习礼记周易,三十二岁中进士,三十七岁辞官,三十九岁担任蕺山书院的主讲官,修著《开国方略》后,与袁枚、赵翼并称为江右三大家。

  不傲于天资,不驰于苦学。雍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蒋坚在轰天的雷鸣声中等来了他的儿子。蒋士铨,就在漫天的雷电声中踏上了历史舞台。

  虽然说他的父亲是个秀才,但在清代,想要靠读书实现小康,至少也要是个举人。秀才蒋坚自然是当不上大官了,最好也不过是在山西泽州当个幕僚。所以蒋士铨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太好,只不过有吃有穿罢了。但好在他的父母虽然在物质上贫乏,但在精神上还是很有些储备的。在蒋士铨四岁的时候,她的母亲钟令嘉就把家里装东西的竹篮子剪成了碎条,并把它们拼成一个个字教小士铨认字。当其他小孩子们在麦田里奔走游戏时,蒋士铨却蹲在地上,一个个地认着那些繁杂的方块,她的母亲站在一旁,手里提着家里唯一没有被剪成细条的竹制物—竹棍,微笑地看着蒋士铨在一个个方块间穿梭。寒来暑往,秋去冬来。无论是多么恶劣的天气,蒋家的地上,永远都是这么一幅图景。即使是在小士铨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没有让他休息,而是抱着他在墙壁上挂着的唐诗间游晃,并教小士铨吟诵。在这样的家教下,本就天赋异禀的蒋士铨学习进展神速。在十岁时,就已经通读了四书礼记周易了。但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亲眼看到太行山的雄伟,如何才能体会将登太行的艰辛豪情?

  为此,他的父亲把十岁的他提上了马背,绑好固定后,开始了对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的漫长游历。在西塞山前,在玉门关下,在汨罗江边低吟,在夫子庙外长拜,最后到了山西泽州,将蒋士铨放在了凤台王氏门下,遍览百家之精要。十五岁时,师从当时的大家王允升,修习九经,通掌天下之文类,并最终放弃了李商隐式的雕文玉砌之诗,转而寻找自己的风格。

  四年的时光匆匆而逝,在蒋士铨十九岁时,蒋坚举家南下,在二十岁时完婚后,就回到了老家铅山,在张氏书塾中继续学业。同年,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路过铅山,读到了蒋士铨的诗文,惊为天人,当场提升他为弟子员,令蒋士铨目瞪口呆。金德瑛看着面前的墨字,感慨道;“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量也。”自此以后,蒋士铨就跟随金德瑛学习。作为乾隆元年的状元,金德瑛的知识储备自然非常人能比。蒋士铨自然是虚心学习,日夜伴其左右,并广结江西名士,声名远扬。两年后,考取举人,但考进士之路却至为艰辛。先后三次入京应试,都没有考中。考不中,任你通天大才,也只能推倒重来,即便是名满天下的大儒,考不上也是白搭。终于,在第四次应试时考中了进士,走入官场。

  才名满天下,无奈仕不顺。清朝的科举制度与其他朝代略有不同,在考生考取功名之后,还要在庶常馆当上三年的庶吉士才能出馆为官。在庶常馆的时光对于才华横溢的蒋士铨实在是难熬,他每天只能看着台上的老师在那里摇头晃脑,装腔作势,讲着那些他早已背了八百遍的东西。三年后,蒋士铨这只鹤终于飞出了鸡群,但却没能青云直上。

  事实上蒋士铨并不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人,他的愿望不过是“我生不愿作公卿,但为循吏死亦足”而已。但蒋士铨出馆整整四年后,却一直担任翰林院编修未能升迁,他只好放弃自己好不容易考来的功名,辞官归隐。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选择,而真实原因至今也只能在浩渺史海中进行推测而无法确定。

  首先最具有说服力的自然是他自撰的《清容居士行年录》,在文中他说自己之所以辞官是因为好友裴曰修向皇上推荐他当的官并非他喜欢的职位,这个原因实在是过于荒谬。在蒋士铨老家的《铅山县志》中又记载蒋士铨是不喜欢朝堂上的某位大人物而辞官,另外他的好友王文治赠他的诗中,也有“亦有达官遭面斥”。蒋士铨的辞官,大概率是心气刚直冲撞了某位朝堂大人而被记恨,压住了他升迁之路愤而辞官的,回归到了山野田园之间。

  无补于官场,大益于文海。1764年,蒋士铨离开官场,踏上了走向文海的道路,但他选择的路口却不是老家铅山,而是中国自两宋以来的千年文都,南京。原因有三,一是铅山无田可耕,二是蒋士铨的偶像袁枚也住在南京,三是想要效仿前人,留下六代江山两寓公的美谈。只是追星的日子并不太久,仅仅两年后,他就受浙江巡抚之邀,前往绍兴的蕺山书院讲习,并结识了越中七子,在游景酒旋中度过了愉悦的六年,随后又前往扬州安定书院主讲,认识了扬州八怪中的罗聘和王石谷。在教书的十年中,蒋士铨的诗文日益精进,从唯有少陵昌黎为宗到兼取苏黄之魂再到最后的为自我之诗,蒋士铨终于走向了诗文的大成,在戏剧中,创作了《桂林霜》《四弦秋》《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等著名戏曲,在五十七岁时又出任国史馆纂修官,修十四卷《开国方略》,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后,力竭而去。六十一岁病逝于南昌藏园。(朱虹 风间)

  画界大师傅抱石

  傅抱石(1904年-1965年),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祖籍江西新余,生于江西南昌,被称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篆刻家、画家和美术史论家。

  他是篆刻奇才。其微雕达到了顶峰水平,在不用放大镜的状态下,完全凭感觉进行雕刻。在日本留学时,他举办了“傅抱石书画篆刻个展”,篆刻作品在日本艺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他一生制印4000余方,其中最出名的是“采芳洲兮杜若”印。该印章在长仅4厘米宽仅2.8厘米的狭小空间里,刻有屈原《离骚》2765字,被誉为“神刻”“精神雕刻”,把此作品放大数百倍,行距清晰,排列整齐,字字雄健,犹如古代碑刻,堪称稀世珍宝。

  他是美术史学大家。在刚刚20岁时,他完成了《摹印学》一书,从印学渊源、材料选择、印式、篆法、章法、刀法等7个方面,对篆刻学进行了大纲式梳理,对中国现代印学研究有初创之功。1929年,傅抱石著成《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被称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重要著作之一”。在此著作中,他用独特的学术视角、非同一般的思考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理清了中国绘画的发展轨迹,提出了中国画在世界美术界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观点。傅抱石一生致力于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绘画理论研究,著有学术著作150多篇(册),240余万字,是20世纪美术史论研究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美术教育方面提出了中国山水画写生的“四步骤”——游、悟、记、写,成为写生必备的“四字要诀”。游,即“细致观察”;悟,是“深入思考”;记,指“记录于心”;写,要“妙笔生情”。《中国美术年鉴(1947)》中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傅抱石评价:“写山水变化万千,穷宇宙造化之秘,实开我国绘画之新纪元”“已出版者有《中国绘画变迁史》《中国美术年表》等数十种,学识渊博,立说精湛,为我国画史画论研究之权威”。

  他是画界大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傅抱石带着家人辗转迁到了重庆,寓居重庆西郊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一处农舍,自署“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在歌乐山下,傅抱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绘画山水、人物同时达到很高的造诣。此时,傅抱石的山水画逐渐显出个人风格,他广泛采用了“散锋笔法”,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抱石皴”。他的画中,不仅山体质的肌理用“皴”,其他如雨、云、瀑、泉、河、湖乃至人物的衣褶甚至头发、眼珠之画法,皆出自这种笔法。傅抱石之女傅益瑶认为“抱石皴”是其父亲燃烧生命铸炼出来的本领。有评论家认为“傅抱石的画,以金刚坡时期为佳”。1942年,傅抱石在重庆举办“壬午画展”,获得广泛肯定,赢得了画界大师的地位。徐悲鸿称其为绘画界之“巨星”。

  他是艺术巨匠。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提倡“笔墨当为时代而变”。他开始尝试政治题材的画作,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最早探索用图画表现毛泽东诗词,成功开辟了新的创作之路。这一时期,他创作与毛泽东诗词有关的作品200余幅,如《〈沁园春·长沙〉词意图》《抢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等。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创作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在创作过程中,傅抱石和关山月把细致柔和的岭南画派和奔放深厚的抱石风格融为一体又各有特色。画作完成后,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此画题写“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成为孤例。这幅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墙上的巨作,宽9米、高5.5米,通过对长城、黄河等中华大地宽广辽阔地域形象的描绘,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崭新面貌,体现了当代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具有强烈感人的艺术魅力,成为傅抱石走向艺术巅峰的标志,成就了傅抱石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郭沫若评价说:“我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1965年9月,61岁的傅抱石在家中突发脑出血去世。

  据不完全统计,傅抱石一生创作国画近3000幅,篆刻4000余方。进入新世纪后,国画拍卖市场掀起了一股“抱石热”。从2010年起,傅抱石的作品几乎每年在拍卖会上的成交金额都过亿元,其画作均价在近现代国画画家中排名榜首。

  傅抱石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先后多次回新余避难或探亲访友,他的画作上常有“新喻傅抱石”的落款。建国之后,新余市专门修建了“傅抱石纪念馆”,打造了“抱石公园”,连旅游口号都是“仙女下凡地,抱石故园人”,傅抱石已经成为新余的一张亮丽名片。(朱虹 刘晓毅)

  书写传奇舒同

  舒同(1905年-1998年)字文藻,又名宜禄,江西东乡人(今江西抚州市东乡区),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书法大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舒同一面叱咤于革命的舞台,一面醉心于书法的世界,开创了独具风格的“舒体”,成为了革命家里的书法名家、书法界的红色传奇。他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江泽民赞其是“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书法大师启功誉其为“千秋翰墨一舒同”。

  他书写了革命的传奇。19世纪的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一批批仁人志士,为民族谋独立、为国家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而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以生命书写时代变革,成为了百年舞台上灿烂的星辰,舒同就是其中一颗。15岁时,他在家乡与同学成立“金兰同学社”,开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6岁时,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抚州),并与李井泉一道,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大革命时期,他创建中共东乡区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后来,他参加红军,跟随着中国革命的步伐东征西战,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等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多个领导职务,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笔耕不辍,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社论、文章和文件,如《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等,就是由舒同起草,报经毛泽东阅批,然后“转发全军,照此执行”。

  他书写了艺术的传奇。革命需要理想与激情,书法同样需要理想与激情,一个内心平庸的人,怎么能追求到艺术崇高的境界?舒同幼时就有书写天赋,家贫没有好笔好墨好纸,就以笋衣做笔、用染坊废水在芭蕉叶上习字。9岁那年,他为乡人书写的“杖国延年”四个大字,为其赢得了“神童”的美名。在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环境中,舒同没有纸笔,就捡树枝在地上练字,骑在马上时,也经常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每到驻地也不休息,而是提上一个小桶、拿上刷子,到路边墙上去刷写标语口号,宣传革命的主张,鼓舞红军的士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意志和毅力的磨炼,使他的书法“融百家之长,创自家风格”。正像舒同自己所说的,舒体可称为“七分半书”,七分是指的是在结构上楷、行、隶、草、篆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另取何绍基半分,成为取各家之长又自成一家的书法。他的行笔沉稳含蓄、内力深厚、宽博端庄,雍容大方,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新市场”,北京的“宋庆龄同志故居”“全国农业展览馆”“西安晚报”“陕西画报”等等。他的突出代表作是1965年创作书写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七律·冬云》等。

  他书写了人生的传奇。书法是有灵魂的,它体现着作者的知识面貌、文化修养和道德境界。舒同的书法之所以受得世人的尊崇,还在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质朴的人生追求。他曾说过:“我尽管受尽了各种折磨和痛苦,毕竟还没有像死去的战友烈士那样流血牺牲而活到今天,我还有何求呢?要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做一个真正共产党员。”晚年,他老而弥坚,致力于将中国的书法事业发扬光大,在七十五岁高龄时,还率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两次成功访问日本。20世纪80年代,他对书法界的一些丑陋现象,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求奇求怪、标新立异进行了批评,告诫大家:“要重视书法理论的研究,许多从事书法工作者,只注重实践,重视临摹和技法上的创新,却忽视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和文学艺术的修养”。1983年9月,舒同写了一份《关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工作情况和建议》,提出要在中国书法界树正气,培养良好的文风、书风、学风。

  斯人已远去,文字留千古。书法,是舒同一生精神的结晶,他用革命的理想与激情去浇灌它,用生命的灵性和毅力去丰富它,用一生的才情和修养去滋润它,成就了“舒体”的飘洒圆秀、弯弓盘马、沉雄峭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报纸、杂志编辑的广泛应用,成就了中华书法史上一个新的传奇。(朱虹 曹雯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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